日期:2008-10-20 9:10:46　　　　　点击:
转自《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3期
　　在广大党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 2007年度公开出版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较有特点和学术价值的党史著作和论文,党史研究在多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一、本年度中共党史研究概况
从公开出版的党史著作看,下列成果大致反映本年度党史研究的概况。
(一)在党史专史研究方面
关于党代会研究,王健英著《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对中共一大至七大期间各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演变及成员的素质,领导核心的确立及其特点,中央机关的设置与工作方式,领导决策方式、工作的成就与不足,主要经验教训,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指导等各方面情况均进行了较为客观、全面、系统的考证和剖析,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6辑)、(第7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别收录了为纪念中共一大和二大85周年召开的理论研讨会论文、史实考证、人物述评和研究动态等,代表了党的创建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编著《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收录历史文献、有关回忆与评论文章和中共五大会址考证及复原陈列考证等内容,反映了中共五大全貌。
关于军史研究,何沁著《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认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系统梳理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的认识过程,阐述了正确认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陈伙成著《中国红军》(江西人民出版社)是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以鲜活的历史人物为本,写出的一部全面反映红军的建立、成长壮大及各根据地反“围剿”战争的历史著作。
关于日本侵华史研究,居之芬著《1933. 9—1945. 8日本对华北劳工统制掠夺史》(中共党史出版社)以国内发掘的大量日伪劳工档案文献为基础,辅以当事人和受害劳工证词,揭示了日本从1933年9月在华建立第一个“劳动统制委员会”到1945年8月侵华战争结束的10余年间,在东北、华北、蒙疆等地,实施强制劳动罪行的决策和执行体系,强制劳动政策的演变过程、实施情况,以及战后美日遣返华工归国、东京审判等问题;同时对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与纳粹德国在实施强制劳动罪行进行了比较。该书资料珍贵翔实,论证持之有据,是一部学术性、现实意义都很强的著作。
关于对外开放史研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编《中国沿海城市的对外开放》(中共党史出版社)运用大量的材料展示了对外开放给各地带来的巨大变化,并总结了其中的经验和教训。该书既突出了各地的特色,又反映了宏观的背景和发展脉络,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另有张幼文等著《新开放观———对外开放理论与战略再思考》(人民出版社)也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
关于思想文化研究,有几部著作值得关注。郑师渠主编《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梳理了中共文化思想发展的总体趋向、发展脉络和各阶段的特点。该书将中共的文化思想视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客观展开的一个历史过程,不仅重视它与中共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理论指导、政治决策间存在的内在的互动,而且重视其外部客观因素的制约。夏伟东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道德建设史略》(山东人民出版社)系统研究了中国共产党80多年思想道德建设的历史。石云霞著《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教育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全方位、多视角、深层次系统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思想理论教育史,并从总体上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基本特点、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李德芳、杨素稳主编《中国共产党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史的专著。
关于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研究。中苏(俄)关系,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 1917—1991》(新华出版社)在掌握中国与苏联大量历史档案的基础上,对中苏关系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梳理、分析,详尽而深刻地论述了苏联与中国革命、中苏同盟建立、中苏分裂与对抗、中苏关系正常化等重大事件。李华著《北京与莫斯科:结盟·对抗·合作》(人民出版社)记述了自新中国成立至今近60年来中苏、中俄双边关系跌宕起伏、曲折发展的历程,分析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是非恩怨,总结了经验教训,是少见的一部把中苏、中俄关系的历史和现状贯通研究的专著。冯昭奎、林昶著《中日关系报告》(时事出版社)在观察近年日本发展变化的基础上,从经济、政治、能源、区域合作等方面,以大量的篇幅和翔实的材料全面、客观地论述了中日关系及其特点。随新民著《中印关系研究:社会认知视角》(世界知识出版社)选取了边界问题、安全问题、西藏问题三个案例从社会认知研究的角度分析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印关系。赵磊著《建构和平:中国对联合国外交行为的演进》(九州出版社)用建构主义的分析视角,以历史的方法,梳理了自1949年以来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剖析了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对联合国采取的不同对策,研究了中国对联合国重大问题的立场变迁及其内外因素。
社会史研究备受关注,并取得不小的进展。王义祥著《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对当代中国社会人口、家庭、阶层、城乡、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生活等方面变迁的轨迹进行了客观描述。李洪河著《新中国的疫病流行与社会应对(1949—1959)》(中共党史出版社)以疫病社会史的新鲜视角,大量运用卫生学、防疫学资料,即所谓“非传统”史料,对这期间的疫病流行与防控及其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进行理性分析与总结,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疫病大量流行却又很快得以控制,并未造成大规模人口死亡的原因。该书拓宽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领域,开阔了中共党史研究的资料视野。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之一。近年来,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思想的提出,学术界对“三农”问题的研究热度不减。张新华主编《新中国探索“三农”问题的历史经验》(中共党史出版社)回顾党认识和处理“三农”问题的曲折历程,总结了历史经验。许建文著《中国当代农业政策史稿》(中国农业出版社)介绍了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中国农业制度、农业经济政策、农业技术政策的演变历史,反映了各个时期中国农业政策的主要内容、变迁的方向。李伟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对农业问题的认识和探索》(中共党史出版社)以众多的山东档案资料为依据,阐述了“大跃进”时期农业经济在社会变革中的发展状况;农村社会各阶层民众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农业理论的探索。该书档案史料丰富,理论分析独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大跃进”研究的一些不足,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一定的学术价值。
党史专史研究方面值得关注的还有:闫安著《大陆台商政策研究( 1979—2005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台商政策的由来、发展及实践效果作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客观地评价了它的得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阎颖著《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历史演变》(中共党史出版社)、任杰著《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人民出版社)、宋善文著《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群言出版社)等。
(二)在人物生平和思想研究方面
程中原著《毛洛合作与长征胜利》(河北人民出版社)系统介绍了毛洛互相配合、合作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方方面面、前前后后。该书以洛(张闻天)为第一主人公,深化和丰富了张闻天研究,同时也全方位展现了长征史。
董一冰著《刘少奇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通过对党的重要文献和刘少奇著述的深入发掘,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及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视角切入,把刘少奇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加以研究,较为清晰地勾勒出了刘少奇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认识。该书资料丰富,观点新颖,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辑《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出版社)对胡乔木一生在理论上的卓越贡献,特别是在中共党史研究、新闻学研究、文字改革和汉语规范化研究、文学艺术研究以及对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等方面的理论造诣均有深入而客观的评介,总结了胡乔木关于搞好中国社科院的建设和对繁荣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的有价值的思想。
在人物生平和思想研究中还有几部书值得关注。如《习仲勋主政广东》(中共党史出版社) ,吴学文、王俊彦著《廖承志与日本》(中共党史出版社) ,《乌兰夫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吴葆朴、李志英著《秦邦宪(博古)传》(中共党史出版社) ,林强、鲁冰主编《叶飞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祝庭勋著《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从军长到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文献出版社) ,吴殿尧、宋霖著《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 ,《江华传》(中共党史出版社) ,郭德宏等著《彭湃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等。
人物年谱融资料性、学术性、思想性、传记性于一体,对于党史研究特别是人物研究有着重要学术价值。本年度编辑出版的年谱有: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7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以翔实可靠的历史资料及大量的调查访问材料为基础,同时吸取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比较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了叶剑英思想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脉络,反映了谱主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解决革命斗争实际问题的具体过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杨尚昆年谱( 1907—1998 )》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是多卷本年谱中的第一本,详细记叙了谱主从参加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25年间在民主革命各个历史时期从事革命斗争的思想和实践。
(三)在基本理论和基本经验研究方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是党史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许庆朴等著《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与中国现实》(人民出版社)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重新研读和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深入考察,撷取了18个重大理论与现实的相应关系问题进行研究,揭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重大现实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罗本琦、汪青松、余精华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机制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色,论证了坚持理论指导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和地位,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的发展原理和实现机制。孙来斌著《“跨越论”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道路》(武汉大学出版社)从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的视域,依据经典作家的文本和原著,深入研究了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的丰富内涵,充分肯定了它对解决落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价值,论述了其中蕴含的科学思路和方法原则对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的指导意义,颇有新意。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柳斌杰主编、多位专家学者共同组织编撰的“十六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研究丛书”(人民出版社) ,包括《科学发展观研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基本问题》、《十六大以来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党的先进性建设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和谐文化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建设创新型国家———面向未来的重大抉择》等8卷,从理论层面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党的创新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丰富内涵、重大意义等,基本涵盖十六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的各个方面。
在基本理论和基本经验研究方面,本年度值得关注的还有,梅荣政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沈云锁、陈先奎主编《中国模式论》(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理论探索成果研究(1949—1978) (中共党史出版社) ,牛玉峰等著《中国共产党治国思想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等。
(四)在史料编辑及回忆录出版方面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史料的编辑和出版是推进党史研究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本年度编辑出版的史料书有些很值得关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根据苏联解密档案译编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13 - 17卷)》(中共党史出版社)历时数年后终得付印。书中共收录自1931年9月至1937年7月期间相关档案文件411份,绝大部分为首次发表,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土地革命战争史、中苏关系史、国共两党关系史等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原始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二集) :中国代表团出席1955年亚非会议》(世界知识出版社)以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为主体编辑而成,基本上覆盖了亚非会议期间中国方面的态度及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活动。
2007年是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30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二月)》(中央文献出版社)收录了这期间邓小平关于恢复高考问题的讲话、谈话、批示等25篇,其中大多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该书的出版,可以帮助人们了解邓小平作出这一决策的过程,更好地认识这一决策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历史人物的文集和史料集也值得重视。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研究会,张太雷纪念馆编《张太雷研究史料选》(中央文献出版社)选编了张太雷短暂一生的重要资料,将进一步推进张太雷研究。无锡市史志办公室编《秦邦宪(博古)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在1997年出版的《博古文选年谱》的基础上,广泛搜集整理,编入文章、报告、讲话138篇,译文2篇,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了博古的理论观点、政策策略、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叶佐能编《彭湃研究史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在原已整理出版的史料基础上,增加了一部分新搜集的史料,使其成为集大成者。
此外,李鹏著《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新华出版社)以作者在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工作20年间的日记为主线,辅之一些工作笔记、相关讲话、新闻报道和文件资料摘要编辑而成,有益于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的变革和经济发展的状况。齐鹏飞、杨凤城主编《当代中国编年史(1949. 10—2004. 10 )》(人民出版社)按时间顺序,记录这期间当代中国(含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有述有评,详略得当,资料性和研究性并重。
回忆录,尤其是重大事件亲历者的回忆,是了解历史细节不可多得的材料。张秀山著《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全面、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坎坷的一生。作者丰富的经历、特殊的身份(曾被称为高岗东北“五虎上将”之首)和其秉持的说真话、立真史的求实精神,使这本回忆录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作者对亲历的陕北肃反、西北局高干会、高饶事件等的回忆,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读来使人耳目一新。唐筱菊主编《在五七干校的日子》(中共党史出版社)收入亲历者的回忆31篇,真实地反映了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五七干校的情况,反映特定历史条件下干校中人的特殊生活经历,从一个侧面再现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和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反思。书中附录的郑谦作《五七干校始末》,分析了五七干校创办的原因,全面概括了五七干校的内容和特点,指出五七干校的理论和实践是失败的,但它提出的一些问题却不是无的放矢,所体现出来的忧虑是深刻的。
本年度出版的几部口述史亦值得一读。王文正口述、沈国凡采写《我所亲历的胡风案:法官王文正口述》(中共党史出版社)是第一部当年胡风案的办案人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谈胡风一案的著作。马克昌等主编《特别辩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中国长安出版社)再现了两案审判的情景。
另外,本年度出版的党史著作中还有两本著作值得一看。邢和明著《非同寻常的1956年》(福建人民出版社)以大量的史实材料记述了1956年国内国际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其对中共和国家未来进程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罗平汉著《“文革”前夜的中国》(人民出版社)对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回顾。该书客观、真实地介绍了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对于系统总结“文革”发生的原因,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了解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研究的新进展
(一)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
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早已为党史研究者所关注,并在运动的兴起、运动的内容和运动的评价上达成了共识。在各种党史教材中的表述只有详略的不同,并无本质的差别。研究的路径也多是以《新青年》为文本的解读,缺少对运动本身发展状况的描述。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第1期)另辟蹊径,除对杂志本身的内容重新解读外,着重从思想演变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中对运动过程作动态考察。作者认为陈独秀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时,并没有什么高远的志怀和预设路径,因此也很难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开端。五四运动以前,孤军奋战的《新青年》显然尚未形成“运动”的声势。作者指出,今人谈论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德先生”和“赛先生”。但值得注意的是,自1915年9月问世至1926年7月终刊,《新青年》总计发表各类文章1529篇。其中专门讨论“民主”(包括“德谟克拉西”、“德先生”、民本、民治、民权、人权、平民主义等)的文章只有3篇;论及“科学”的文章也不过五六篇。作者的研究路径是新的,所描述的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状况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启蒙和革命(救亡)的关系,是学界仍存争议的问题。全燕黎、石碧球《从启蒙到革命:五四时期中国现代化切入口的逻辑演进》(《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认为,五四时期的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启蒙到革命的逻辑演进过程。启蒙是实现现代化的合乎时代要求的历史选择;革命是化解启蒙与现代化紧张关系的必然选择。那种将革命与现代化对立起来,将中国现代化发展迟缓的原因归咎于革命的“告别革命”论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没有认清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没有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才能迫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放弃对中国的统治,才能使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之路。不论是渐进式的启蒙还是急促式的革命,其目的都只是为实现现代化寻找一个合适的切入口,使中国能顺利走上现代化的轨道。张艳《五四“启蒙运动”说的历史考辨》(《史学月刊》第6期)认为,近代中国启蒙运动不同于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开辟道路的欧洲启蒙运动的最重要之点,在于它的实质是“启‘救亡’之蒙”。不过,矛盾在于,启蒙运动虽为“救亡”、为“革命”而产生,但其中所蕴含的理性和批判精神,以及由此带来的反权威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诉求等也构成了“革命”的潜在威胁。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具有明显的政治实用主义色彩,在他心目中,新文化运动并不具有作为启蒙运动的独立意义,而只能作为政治运动的一部分,被戴上“革命”的光环。
(二)关于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三大起义、中国红军的关系研究2007年中共党史界为纪念三大起义和建军80周年,发表了大量相关文章。就学术价值而言,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三大起义、红军关系的研究值得关注。
在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的关系上,传统观点否定共产国际指导的作用。随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档案史料的披露,学者们重新审视了这个问题。陈毓述、苏若群《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中共党史研究》第5期)认为,南昌起义的发动离不开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但由于南昌起义是在中国革命的转折时期发动的,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也不可避免地会打上“转折”的烙印。作者认为,我们既要看到其在处理南昌起义有关问题上不足的一面,又要肯定其作出的贡献。王新生《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光明日报》2007年8月3日)认为南昌起义从酝酿到起义都是在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进行的,在指导思想上经历了从不让苏联顾问参加起义到积极支持,从提倡国民党革命化、民主化到提倡建立苏维埃,提出了如何把南昌起义军改造为完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设想。总的看,虽然他们的指导有脱离中国实际的地方,但也给予了中国共产党很大的帮助,为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转向土地革命战争兴起作出了贡献。上述评价是比较客观的。
共产国际与秋收起义的关系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提及。蒋国海《论共产国际与秋收起义》(《中共党史研究》第5期)指出,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发动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主要表现为:共产国际及时转变指导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对秋收起义的发动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共产国际在秋收起义的酝酿、计划、发动和进行中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秋收起义的失败与共产国际指导的失误也是分不开的。
在广州起义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关系的研究上及对广州起义的评价上,近年来党史学界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但存在较大分歧,主要集中在发动起义的决策是否正确,对起义是充分肯定、基本肯定,还是基本否定等问题上。权威党史著作对起义是充分肯定的,肯定起义决策是正确的,起义是成功的,虽然很快失败了,但意义是重大的。对起义的批评是起义后在坚守广州还是撤退的指导上没能从实际出发,及时组织退却。姚金果《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广州起义———围绕三个重要问题的分歧及我见》(《中共党史研究》第5期)不同意上述看法,认为广州暴动的决策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左”倾盲动思想支配下的错误决策。作者认为,从保存实力的目的来看,不应举行广州起义;从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来看,不应拒绝与张发奎派的谈判;从广州起义时中共党内的主导思想来看,广州起义是“左”倾盲动错误的直接表现。作者的观点是值得重视的。
关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红军的关系,曹力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江汉论坛》第4期)作了客观分析。作者认为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国共产党创建自己的军队是高度重视的,在如何处理中共直接领导军队和维护国共合作,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军队,以及这支军队的发展方式和发展战略问题上,他们既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原则,又有许多脱离实际,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指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系统地解决了红军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建军道路。
(三)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
西安事变是党史研究的老题目。但随着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日记的公开,使人们有可能推进对这一事件的认识。如在张学良释放蒋介石过程中周恩来的作用问题上,多年来一直存在歧义,较流行的观点认为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没有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张学良拉着杨虎城,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匆忙释放并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占善钦《西安事变中张学良释放蒋介石问题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第1期)依据台湾公布的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记,加上诸多其他材料的佐证和推导,认为周恩来对张学良释放蒋介石是知情并同意的,还提供了关键性帮助,但对张学良亲送蒋介石是不知情的。文章还对中共方面长期不谈或少谈周恩来在释放蒋介石中的作用,作了分析,认为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张学良的安全而有所保留。至于周恩来在12月25日下午释放蒋介石后给中共中央电报中谈到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是与事实有矛盾的,具体内情如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已有的研究成果非常之多,涉及到日本侵华、东北沦陷的大背景,蒋张矛盾激化、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的影响、张学良的个人因素等多方面。张同新《从国家观演变看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心结》(《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认为张学良的国家观有着曲折、复杂和多变的特点,其最终形成的国家观是他与杨虎城将军携手发动西安事变的内因。
(四)关于根据地研究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研究方面,当年曾被毛泽东肯定、后被从《毛泽东选集》中删去、长期不大被关注的东固根据地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收入纪念东固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的60篇文章,主要有蒋伯英《从毛泽东的论述看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贡献》、刘晶芳《“李文林式”根据地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余伯流《毛泽东与东固革命根据地的不解之缘———探析东固革命根据地被长期冷落的深层原因》、黄少群《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典型———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特点》、丁仁祥《试论毛泽东的东固战略转折及历史意义》等等,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东固根据地的特点,充分肯定其对毛泽东等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贡献。
在抗日根据地研究方面,随着当前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关注,党史研究者对局部执政时期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进行了较多的研究。杨利文《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其局部执政地位合法性的论证》(《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再现了当年中共在争取国民政府对执政合法性方面所作的斗争。厉有国《“三三制”:中国共产党开发执政资源的伟大创举》(《理论导刊》第5期)从三个方面概括了这一政权组织形式的创新之处。吕波在《开明绅士参与陕甘宁边区政权的原因探析》(《理论导刊》第2期)、《开明绅士参与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建设的主要形式》(《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两文中,利用公开出版的专题史料和党报,查阅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对上述问题作了详细考察。
在根据地经济建设方面,李建国《试论陕甘宁边区的通货膨胀与反通货膨胀措施》(《抗日战争研究》第2期)分析了陕甘宁边区经济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原因,论述了在中共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总方针的指导下,边区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采取的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
(五)关于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与整党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赖以动员群众、整合战争资源的主要方式是土地改革,即通过土改实现“耕者有其田”,赢得了农民,从而赢得了革命的胜利。然而中共中央并不是在战后一开始就确定采取革命的方式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而是经历了相对和平的土地改革的阶段。以往党史研究中对党中央实行和平土改的原因及导致中央土改政策变化的因素缺乏深入的研究。杨奎松《关于战后中共和平土改的尝试与可能问题》(《南京大学学报》第5期)对战后初期中共中央土改政策变动情况作了详细考察,认为“五四指示”的形成,与当时的战争形势并无直接关联。直接影响中共中央不得不下决心进行土地改革的最主要原因:一是各根据地农民受到中共各地阶级政策的影响;二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所留下的心理阴影,使中共领导人把是否支持根据地农民获得土地视为可能再度影响革命成败的关键性要素。作者认为中共和平赎买地主土地的做法,并非是一种用于掩盖其暴力土地政策的“虚晃一枪”的对外宣传手段,相反,它的确曾是中共中央“五四指示”后其土地改革政策演变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实践中一度也采取过更加和平的土改方法。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开展的整党运动,一般在党史著作中都会涉及,但叙述得十分简略。通常是说明整党是根据土地会议精神,为了推进土地改革;整党过程中曾发生过“左”的错误;中共中央及时发现纠正,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都有很大进步。黄道炫《洗脸———1946年至1948年农村土改中的干部整改》(《历史研究》第4期)运用大量史料,对整党的起因、实际开展的状况作了尽量详尽的描述,客观地再现了运动的复杂过程,并通过对土地改革区域的中低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几经浮沉的命运的观察,透视中共在驾驭这一历史巨变时所呈现的非同一般的控制力及面对社会政治潜流翻涌而做的强力应对与危机处理,总结了通过整党探索限制干部权力、民主建政的经验。
除上述成果外,还有两篇文章值得关注。李东朗《毛泽东“最后决定权”问题评析》(《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认为当年会议确定的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处理日常事务的一个工作制度,是历史的产物,并且有效存在的时间不长,在当时没有产生多少不良影响。所谓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继续享有“最后决定权”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但是,它形成和遗留的思想痕迹却对新中国建立后的党内生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不同意党史界较流行的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规定的“最后决定权”,使毛泽东从此有了决定党的一切的大权,在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多次使用这个权力,毛泽东晚年犯错误与“最后决定权”有直接的关系的看法。董汉河《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七十周年祭———西路军的形成、失败及其价值和意义》(《甘肃社会科学》第1期)对西路军的组成和失败原因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认为组建西路军是历史的合力和机缘造成的,导致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历史的合力。作者分析的原因中如再能对西路军本身在执行打通路线的任务时处置上的得失作些分析,可能更全面。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史研究的进展
(一)关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研究2007年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发表50周年,有关《正处》问题的研究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正处》是毛泽东于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间经过一系列的会议、调查研究和讲话,于当年6月19日正式发表的。石仲泉《如何看待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详细介绍了《正处》的修改情况,包括前后有些什么变化,原因是什么,背景在哪里,等等。作者指出,要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对讲话稿和发表稿应作全面比较,历史地看待那些不协调的论述。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提出后不久,党的指导思想却发生了大转变,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这也是党史界的共识。那么,这种大转变与《正处》有无关系呢?张化《关于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再认识》(《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在对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考察的基础上,指出其中存在的认识上的缺陷在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对形势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作者认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在两大问题上带有难以避免的认识缺陷:一是如何克服执政党存在的官僚主义等问题;二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笔者认为,作者的分析颇有新意,也是有道理的,尽管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学者们还着重探讨了《正处》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王伟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南———重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1期)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极其重要。一方面,它提供了正确认识人民内部矛盾、深刻理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的思想指南。另一方面,它提供了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南。张启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探索———纪念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50周年》(《求是》第12期)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瑰宝,是我们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的创造性的理论探索。柳建辉、陈莉莉《和谐社会构建与借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理论学刊》第11期)指出,《正处》中关于“社会转型期”、承认人民内部矛盾、警惕非对抗性矛盾向对抗性矛盾转化以及克服官僚主义、实现干群和谐等方面的思想,在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仍需要不断地学习和继承;而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区分以及处理矛盾的方法等方面,则需要在借鉴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和创新。雷国珍《论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认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应该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指导下,牢牢掌握认识矛盾、转化矛盾、处理矛盾和化解矛盾的主动权。总之,《正处》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当然,研究刚刚破题,仅是初步的,亟待深入下去。有些学者还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处理不同信仰之间矛盾等视角,分析了《正处》的理论创新、经验教训和启示意义。姚宏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文献》第4期)指出,《正处》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矛盾性质和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转换,以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何虎生《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不同信仰之间矛盾问题的理论———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体会》(《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第9期)阐述了毛泽东正确处理不同信仰之间矛盾问题的理论,及其对中共关于正确处理不同信仰之间矛盾问题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二)关于对外关系的研究
关于中苏关系。近几年,又有大量新的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被披露出来。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根据俄国档案文献的最新证据》(《史学集刊》第5期)对过去研究中的某些重点问题,做一些补充和说明,再议苏联与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关系及作用,具体包括中苏两国领导人在战前对实现朝鲜统一的途径的认识,中国军队中第二批朝鲜族部队回国的情况,苏联代表在战争初期没有及时返回联合国安理会的真正考虑,斯大林与周恩来黑海会谈的结果,以及斯大林出尔反尔、拒绝出动空军配合志愿军赴朝作战的背后原因等等。文章将有关朝鲜战争研究中断开的历史环节连接起来,分析全面辩证,结论更为客观,有助于人们对这段历史有一个比较连贯和完整的了解。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结果》(《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指出,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发生政策性分歧,其根源在于中苏两国处于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以及中苏两党处于历史进程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某种固有的结构性弊病。中苏同盟解体对中苏两国乃至世界政治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阻断了苏联和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改变了冷战国际格局,促进了苏联在冷战对阵中败北。文章观点新颖,史料确凿,梳理大量史实,进行深入细致探讨,对学者们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提供
了重要启示。
关于中日关系。国内学术界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研究较多地侧重于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日领导人个人的作用,而对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还缺乏全面客观的认识。贾丹《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历史评析》(《当代中国史研究》第6期)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前的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进行历史考察,指出中国自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明确了对日邦交正常化的战略原则和战略方针,并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逐步调整,对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起到了关键作用。钱嘉东、王效贤《周恩来与中日关系述论》(《党的文献》2007年第6期)从作者见闻出发,通过梳理中日关系发展脉络,探寻周恩来为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作出的不朽贡献。
关于中印关系。中印“兄弟”情谊的大起大落,是尼赫鲁时代中印双边关系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尚劝余《国际关系的演化变迁与中印“兄弟”情谊的大起大落》(《史学集刊》第4期)认为,全球冷战背景下的印巴敌视、中美对抗、中苏友好、美巴结盟催生了中印兄弟情谊的到来;而中苏分歧、印苏友好、中美敌对、印美接近、印巴对抗、中巴联合则加剧了中印关系的恶化与破裂。文章指出,尼赫鲁时代中印“兄弟”情谊的大起大落,从国际关系演化变迁的视角,为当代和未来中印关系提供了值得反思和借鉴的经验与教训。尚文的视角有新意。
(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多年来学者们已做过诸多有益的探索。董一冰、田克勤《毛泽东对“干群关系”的认识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从毛泽东对特定时期“干群关系”的不当认识这一角度来探究“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文章指出,建立和谐“干群关系”的理想社会,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因之一;毛泽东错误地定性官僚主义并予以打倒,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一般群众的平均主义思想,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毛泽东改善“干群关系”的某些措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和实践基础。朱海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与“文化大革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增刊第1期)指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鲜明表现为“人民公社”思想和《“五七”指示》,而这两者又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着内在的、直接的关系。这些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宽阔的视野和丰富的资料,对把握“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有所启发。
本年度,学者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选题更加精细具体,开掘出许多研究的新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沈传宝《中央文革小组的历史沿革及立废原因探析》(《中共党史研究》第1期)就中央文革小组组织沿革、运作方式及其存废原因等问题进行初步研究。吴志军《1966年:“文化大革命”头一年“斗批改”思想的历史演变》(《党史研究与教学》第5期)指出,“斗批改”概念的提出反映了毛泽东对“文革”宏观而整体的运行规划和制度变革设计。文章指出, 1966年是“斗批改”思想演变历史进程中的第一个独立阶段。这一年中,“斗批改”思想经历了一个酝酿、提出并定型的过程。“斗批改”是一个无所不包但又缺乏实质性内容因而显得空泛的概念集群,深深地打上了“文化大革命”所有的意识形态烙印。耿化敏《“文革”时期妇联组织危机与成因初探》(《党史研究与教学》第5期)探讨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妇联组织演变的基本轨迹。谭解文《“文化大革命”中文艺界大抄家述略》(《湖南科技学院学报》第10期)根据已正式发表的回忆资料和研究材料,对文艺界人士中受此荼毒者作一介绍。
如何深化“文化大革命”研究,专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郭若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小报”文献及其研究价值》(《党史研究与教学》第5期)以福建“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部分小报为例,借以探讨“文革小报”在“文革史”研究中历史学术的价值。文章指出,“文革小报”作为一种时期的媒介产物,从研究“文革史”的学术角度看,又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历史文献,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金大陆《上海文革研究的史料准备》(《社会科学》第5期)梳理和总结了上海“文化大革命”研究在史料方面的工作。作者强调,上海“文化大革命”研究要在学术层次上有所提升,必须从搜集、整理史料着手。
口述历史在“文化大革命”研究中有着重要的意义。王宇英《“文化大革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针对“文化大革命”口述史工作存在的一些问题强调在加强“文化大革命”口述史理论建构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口述史史料来源广泛、口述史研究者与口述者互动性强、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互证的优点,更为全面、准确、深入地认识“文化大革命”,最大限度地实现历史研究过程中的多重关照意义。学科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苏新有《论“文化大革命”口述历史的学科建设》(《殷都学刊》第2期)阐述了在“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中大力开展口述历史学科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及其主要原则。
(四)关于两年徘徊时期的党史研究
两年徘徊时期的党史研究过去一直比较薄弱,甚至被忽略。近年来,这一时期的党史研究非常活跃,渐成热点,呈现出新的气象。如何看待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如何认识和理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两年的评价,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张金才《论“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代中国史研究》第4期)指出,这两年是“前进”的,但“前进”并不顺当,有曲折,有斗争。文章认为,应理直气壮地如实肯定这两年。这既符合历史事实,也符合决议的精神。覃采萍《中共在徘徊中前进时期为伟大转折所做的理论准备》(《当代中国史研究》第4期)一文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实现工作重心、对内和对外方针政策的伟大转折,与党在徘徊中前进时期的理论准备密不可分。这两年的理论准备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对“四人帮”的反动言行进行了驳斥,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二是结合中国的国情确立了新的历史任务,探寻了历史前进新的方向、出发点和具体道路。文章强调,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中共关于这些方面的认识并没有达到改革开放后的深度。“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采取各种措施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成为当务之急。张旭东《1976—1978:中共对外引进政策的恢复与突破》(《党史研究与教学》第2期)指出, 1976年至1978年两年徘徊时期,中共逐渐恢复了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的政策,并发展到利用外资,突破了对外引进的禁区,实现了对外引进政策的重大转折。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对外开放思想的一个巨大进步,为后来对外开放思想的确立及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李妍《1976—1978年间的中国对外贸易》(《当代中国史研究》第4期)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外贸易要有一个大的发展”的号召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开始启动,中外贸易团体往来频繁,中国政府在完善原有对外贸易机构的同时,通过召开专题研讨会、派出国小组赴国外调研、定期举办商品交易会等方式,为发展对外贸易创造良好的条件。
上述这些文章,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两年徘徊时期党史研究的成果。笔者认为,两年徘徊时期“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左”的思想尚未肃清,但这一阶段的许多做法确实为后来改革开放作了先行的探索和理论上的准备。因此,两年徘徊时期的党史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宽领域,拓展深度。
　　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党史研究的进展
(一)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研究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关于改革开放的原因学术界进行了深入探讨。陶一桃《改革开放:中国制度变迁的唯一路径选择》(《特区经济》第10期)联系中国社会制度变迁模式———经济特区发展变化指出,近30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以开放促进改革的理念和道路是正确的,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变迁的路径,使中国社会在一个并不太长的时间里成功走向转型,并开始着力建设有序的市场经济体制。鲁品越《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及其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研究》第9期)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是中国社会经济体制内在矛盾发展的逻辑进程,是《资本论》的内在逻辑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的展现。作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到1992年,第二阶段从1992年至十六届三中全会结束,第三阶段始自2005年召开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它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崭新阶段。而且各个阶段的矛盾及其解决方略,决定了各阶段的基本特征。程中原《历史的转折与新路的打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大前后》(《党史研究与教学》第4期)指出,从1976年到1984年的8年时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正处在一个转折和打开新路的重要时期。作者强调,在这个时期,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充实了内容,奠定了基础。这些文章,史论兼备,描述清晰,分析透彻,对全面深入理解改革开放的原因很有帮助。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对外开放的政策是怎样形成的呢?萧冬连《中国对外开放的决策过程》(《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指出,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走上对外开放的道路,缘于中国现代化目标的重新确立和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作者认为,对外开放的决策是从扩大引进起步的,但与以往单纯的对外引进不同,1978年的大引进计划包含一个“借钱搞建设”的新思路,利用外资的各种国际通行方式逐步被采用,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更受邓小平的青睐。经过一个阶段的观望,外商开始逐步进入中国,其中境外华人资本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中国历史上就有对外开放的传统。孙大力《关于新时期对外开放决策的几个特点》(《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指出中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制定的对外开放政策,并不是对历史传统的简单延续,而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全新实践。其决策与实施过程,既有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又有对国外经验的大胆借鉴;既是对现行体制的改革,又是在思想观念上的解放,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更加鲜明的特点。
(二)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研究
2007年是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本年度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学者们研究的侧重点是邓小平在中英香港问题的成功谈判,对于解决香港问题所作出的突出贡献。李纲《邓小平与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外交部原副部长周南访谈录》(《党的文献》第4期)、宗道一《邓小平与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当代中国史研究》第3期)和孟红《“钢”与“铁”的碰撞交锋———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纪实》(《文史春秋》第7期) ,详细记述了邓小平提出用“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香港问题并亲自领导香港问题谈判的整个过程。
驻军问题风波,是在中英两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外交谈判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时出现的。受政策性、资料性等客观因素的限制,这一问题的研究比较薄弱。齐鹏飞《中英香港回归祖国谈判中的驻军问题》(《党史博览》第3期)一文予以解读,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关于驻军问题的谈判细节,特别是邓小平的贡献。
学者们对于江泽民在香港回归问题上的贡献也给予了关注。齐鹏飞《江泽民与香港回归》(《当代中国史研究》第3期)系统总结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和发展邓小平“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政治交代”和“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在指导香港回归前的“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香港回归后的“保持长期稳定和繁荣”工作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的新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香港回归之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如何,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齐鹏飞《香港回归十年政治发展述论》(《教学与研究》第6期)指出,尽管在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方面遭遇到“二十三条立法”被搁置和“双普选”的“时间表”、“路线图”意见分歧等问题的严重挑战,但在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同胞的共同努力下,“一国两制”在“新香港”方方面面的实践是成功的,“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在探索中逐步成型、成熟。作者在《香港回归十年的经济建设述论》(《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中指出香港回归10年,尽管在经济发展方面遭遇到产业调整和经济转型的巨大压力,以及金融风暴和非典型肺炎袭击等天灾人祸的严重挑战,但是,在中央政府、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同胞的共同努力下,“求一国之大同,存两制之大异”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仍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在“一国”与“两制”、“变”与“不变”的反复磨合中,不仅通过了能不能继续保持长期稳定和繁荣的初步考验,而且,“香港明天更好”的愿景已经在现实中呈现。总之,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研究关注的焦点较多集中在回归前的历史, 1997年香港回归后,则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甚至空白点,许多领域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命题的研究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命题,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十七大闭幕后,党史界通过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演进,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第6期)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最新概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文章就这一新概括追本溯源,叙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脉络。徐文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演进及概念辨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第6期)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继承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对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形成的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徐崇温《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和探索》(《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11期)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回顾,清楚地说明推动着这个理论体系得以形成和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而进行的坚持不懈和与时俱
进的探索。荣开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论》(《江西社会科学》第11期)对这一理论体系的探索、形成过程及其内容结构作了探讨。
笔者认为,从党史角度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揭示形成这一科学命题的深厚的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对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推进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五、人物生平和思想研究的进展
(一)关于李大钊研究
2007年是李大钊英勇就义80周年,李大钊研究得到较多关注。在五四时期李大钊研究方面,五四运动之后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涉及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的冲突。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的冲突?刘志光《两种选择:“五四”时期的李大钊与胡适———“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李大钊与胡适关系探析》(《中共党史研究》第1期)通过对“五四”前后李大钊与胡适的关系,厘清这种冲突在中国特定历史背景下所具有的基本意义。
作者认为李、胡冲突具有“原初”性质;在李大钊的“根本解决”与胡适的“点滴改良”之间存在着可以沟通的环节;李大钊与胡适的关系表明,中国革命可以在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在李大钊思想研究方面,朱文通《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历程新探》(《河北学刊》第1期)认为,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最早启蒙于国内,而非日本;其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启蒙、产生、发展三个时期,经历了由空想社会主义逐步转变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理论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
此外,侯且岸《李大钊与中国先进文化》(《党史研究与教学》第4期)、张世飞《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的初步探索———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标准》(《党史研究与教学》第4期)、魏波《近代中国文化的危机与马克思主义的回应———以李大钊的思想历程为例》(《马克思主义研究》第2期)、王志刚《“五四”时期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高校理论战线》第3期)从不同的角度深入阐释了李大钊生平和思想。
(二)关于邓小平研究
在邓小平逝世10周年、改革开放即将迎来30周年之际,本年度关于邓小平研究又掀起了一个高潮。学者们紧密联系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发展实际,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拓展和深化了邓小平研究。
学者们对邓小平关于改革与发展的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赵子林《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改革理论》(《求实》第11期)指出,邓小平的改革观是全面系统的改革观,是一个由改革动因论、改革目的论、改革方向论、改革性质论、改革保障论、改革原则论、改革评价论共同构成的思想体系。侯东成《论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中中介思想方法的特点》(《毛泽东思想研究》第1期)认为邓小平在领导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中,继承并创造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的中介思想方法。
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石广生《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党的文献》第2期)系统阐述了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主要内容、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任民《邓小平对传统开放精神的超越》(《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指出,邓小平以科学的态度批判地继承民族的开放精神,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指导我国全方位对外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倪波《“大外交”:邓小平外交思想聚焦》(《社会主义研究》第1期)指出,邓小平“大外交”思想突破了传统外交在外交主体、外交对象和外交内容等方面的框架,使我国外交理论向现代外交理论迈进,对于我国新时期外交活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李毅弘《论邓小平对毛泽东独立自主外交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毛泽东思想研究》第3期)认为邓小平在坚持毛泽东独立自主外交思想的基础上又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实现了从结盟外交到不结盟外交的嬗变;从意识形态划线外交到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全方位外交的嬗变。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是1977年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之后作出的一个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的重大决策。龙平平、张曙《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党的文献》第4期) ,刘仓《邓小平对恢复高考的特殊贡献》(《当代中国史研究》第6期)描述了邓小平在这一决策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作出的特殊贡献。
(三)关于陈云研究纪念陈云诞辰100周年之后,陈云研究继续不断深化,取得了一些可喜成果。特别是在本年6月“陈云与当代中国”课题组主办的首届“陈云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的推动下,陈云生平和思想研究又有新进展。
陈云经济思想和实践一直都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迟爱萍《陈云与中财委成立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上海财经会议》(《党的文献》第3期)总结了陈云作为主要决策者和组织领导者,在这次会议中表现出领导经济工作的非凡智慧和胆略,为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制定作出了重要贡献。赵学军《陈云与新中国货币制度建设》(《当代中国史研究》第5期)总结了陈云在领导全国财经工作中,为我国货币制度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武力《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引入市场机制的先声———陈云与1956年农村自由市场的开放》(《当代中国史研究》第5期)指出,陈云最
早发现了自由市场关闭的严重弊端,提出了在国家计划市场为主体的前提下,开放农村自由市场。这个设想的付诸实施,确实活跃了城乡经济。但是由于生产环节没有发生相应的变革,自由市场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干扰了统购统销,加剧了粮食供求关系的紧张,并最终不得不关闭。尽管如此,这次短暂的探索不仅加深了陈云对经济体制变革总体的认识,也为后来的改革积累了历史经验。
在陈云党建思想方面,董志铭《陈云处理执政党内部矛盾的思想与实践》(《当代中国史研究》第5期)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党内发生过许多重大矛盾和斗争,陈云在处理这些矛盾和斗争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党性,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理论到实践都有重要建树,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理论。
(四)沉痛悼念龚育之
2007年6月12日龚育之逝世。为表达对龚育之的深切怀念,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及理论界的专家学者纷纷撰写文章或在追思会上发言,从不同角度回顾他的生平,缅怀他的业绩、精神和风范,寄托对他的哀思,表达对他的敬意。《怀念龚育之》(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书收入龚育之生平、悼念文章56篇并附悼诗挽联等,真实地再现了他的理论贡献和人格风范,对龚育之生平和思想研究很有价值。书中对龚育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独到见解;他的站在党的立场写历史和站在科学立场写历史、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和站在时代高度看历史;研究党史眼界要宽一点,要注意上下左右,四面八方,横向要宽,纵向要深,要有立体感;在处理叙和议的关系上,要以叙为主、以叙为本、以叙为体,在叙的中间,叙的末了,要言不烦,画龙点睛地做那么一点议论。议要有点深度,有点新意等思想,对党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六、关于如何深化党史研究
本年度的论文中有几篇对如何深化党史研究进行了探讨,读了颇给人以启发。田居俭《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当代中国史研究》第3期)指出,迄今为止,全国还没有一部权威性的当代社会史或包括当代社会史在内的中国社会通史问世。这是一个亟待填补的空白。作者认为应当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加大研究力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历史依据和理论支撑。杨德山《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史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北京党史》第4期)就执政史叙述的连续性、内容的全面性、课题的独立性、梳理的客观性、研究方法的综合性等问题阐述了对深化执政史研究的看法。王海光《回忆录的写作与当代史的存史》(《理论学刊》第4期)充分肯定了回忆录在当代史研究中的价值。认为回忆录具有档案资料不可替代的存史价值,可以提供许多重要的历史细节,记录历史情态和现场感,同时也不免带有回忆者自我合理性的成分。作者对回忆录撰写中的问题的分析,不论对回忆录的撰写者还是使用者都有启发。
综观2007年中共党史研究,在宽松和谐的学术氛围中,更趋深入,取得较大进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比较典型的就是更加注重实证研究,个案研究占据重要地位,致力精工细雕,取得较大成绩。但党史研究取得进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史由于缺少学术思想的交流和碰撞,高质量、有建树的研究成果不多;低水平的重复研究和对传统议题炒冷饭的现象仍然较多;围绕党史研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展开有价值的学术争鸣和问题探讨也不多见,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党史工作者充分注意,加以解决。我们相信,在十七大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部署下,中共党史研究在未来的岁月里会有更多新的成就。